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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上的鸟儿

发布时间:2018-07-11 16:45 来源:信息办 作者:关中牛 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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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的小家安在成都三圣花乡。这一隅白天晴朗、入夜落雨的世外仙境,黎明时分的五点来钟,就会有只可爱的鸟儿在窗外枝头噍噍地叫。一天,噍噍不知忙着干啥去了,来了个呖呖。站在枝头很阴柔地呖呖了半天,这倒让我心里很是挂牵那个常来常往的噍噍。第二天黎明,噍噍和呖呖相约着来了,像相互责备,又像是在客人面前邀宠,一个叫了,一个接着又叫,直到天色大亮,它们看到窗前的光头佬关掉电脑倒头大睡起来,才结伴飞着寻虫儿去了。

  时至今日,半年有余。这对小鸟活像老连队最后一班喊炊事员捅火做早饭的哨兵,每日那个时分都会来到窗前鸣叫一番。遗憾的是,在黎明前的朦胧里,我一直没能看见过噍噍和呖呖小夫妻长啥样儿。只是在心里臆想,它们一定是一对儿好看的鸟儿。男的大约就是陈道明,女的跟巩俐应当长得一个模子吧。这对小精灵,可能也在不住嘀咕,这个光头佬整夜乐此不疲地在电脑前咔咔地捣鼓,不知打出那一行行模棱两可的方块字,能换来虫儿吃不?

  没办法。大半辈子了,老牛就这习惯。吃过晚饭到午夜两点都不曾安然入睡,坚持着闹自己喜欢的文字营生。因了前两部书,熬夜熬得脑袋有点小转向,见了市长也胡乱拍肩膀称兄道弟,这才改成白天码字,夜来睡觉。去年秋天,这个良好习惯又不得不回归原始。这个中途变故,皆因女儿的小家平添了一个白胖可爱的小人儿。牛爷无意中成了一个十分幸福的姥爷。眼下,年轻人都欢迎孩子他外婆到他们小家担任保姆一职,谓之肥水不流外人田。殊不知,稍有点档次的保姆,身边少不得厮跟个递尿片子的助手。于是,牛爷被当做常随答应跟着一路来到巴蜀之地混饭。

  给人当爷爷,应当说是男人一生的终极目标。打遍天下,看惯了各类嘴脸。陡然面对一张对你笑嘻嘻的小脸儿,且不讨嫌你的头顶头发多与少、脸上褶子深与浅、说话会不会撇腔、衣着有没有烟臭,扬着小手只跟你亲个没完,搁谁也会抑制不住心头那份不时泛起的活人的骄傲。于是,你就有了起早贪黑再挣点小钱,好给乖孙子买糖糖吃的冲动。

  提到码字挣钱这档子令人羞涩的事体,亲口提说本来就不容易,实施起来那就更难。陕西出版集团的副总编党晓绒女士,跟老牛是隔沟相望的乡党。在编校《半阁城》的一年半时间里,她和申亚妮小姐为这部百万字数的拙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于是,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为了让对金钱的认识仍处于懵懂中的老牛早日尝到点赚钱的乐趣,书稿付梓之后,她说为了让乡党也挣点小钱,在考古研究院给揽了件轻省活儿,去为石兴邦老先生编著一本个人口述。有谁知道,命题作文如同高考,加之师大出版社的那个郭永新社长在屁股后边整天跟个催命鬼似的索稿,那种忙活更要人命。一年时间,《叩访远古的村庄》总算成书,钱没挣多少,却把老牛累了个半死。

  这头刚刚休整了月余,我家小外孙就来到了人世。开始,小家伙倒不咋费人,吃饱了就睡,睡醒了又吃,还不知道向大人诉说自己的需求。有限的那点逗乐时间,抢着抱的人员很多,牛爷一时还抢不上手。于是,闲暇无事,我又操起存在案头的一部小说手稿,趁着难得的休闲动笔改写。这个时候,党主编却不迟不早打电话来了。

  听了半天,她好像说省上要组织几个壮年作家,一人出一本有关西商的小说。叶广芩、高建群他们几个已经有了初稿,他给牛爷揽了党家村这边为背景的一个题材,让下去先体验一下。我在电话上关切地问她,给钱不?她说,有稿费,但肯定不多。因了曾经码字挣钱的经历,我立即对她说,牛爷眼下已经不独是个写字匠,还是个姥爷呢。并给她算了一笔账说,请一个好的月嫂,在成都的价码目下是月资一万元。牛爷这个洗尿布的下手,省的那也是赚的。再说,给人吹牛可以说老当益壮,事实上牛亦老矣,你寻个老汉冒充壮丁,这是对组织不负责呢。她可能怕费电话,让本人去省城一趟当面细说。没办法,恭敬不如从命,谁叫我们是好哥们呢。

  于是,就有了签约《天藏》这一档子事。

  说到西商这个称呼,明清时期已经相当响亮。可是,近代文学以这个题材出现的作品,几乎凤毛麟角。十多年前,敝人已经思考,在有生之年写一部还原“村庄乡绅”的东西,背景就是这些做过商人的老“财东”。起因是九八年秋,喜好古玩的老牛在渭南小桥书摊无意中的一次“捡漏”。原本是去挑拣古币的,却发现地摊上放了一本简易封面标注有“内部资料,严禁翻印”的厚书。翻开看了几眼,内容记载的大约是清末陕西那场大动乱的经历者的回忆片段。再看成书日期,原来是解放初期西北大学某教授带领几个学生采写整理的“教学资料”。回家随意将这没皮没面的破书翻看了一遍,我当时就对这类“原始口述”著作产生很大的阅读兴趣。以至于当时手头还在写着《半阁城》初稿,居然抽空将这个题材打理了个提纲。〇六年秋,省作协为《半阁城》初版开研讨会时,我和作协书记雷涛先生交谈,说了这个想法。他倒觉得,涉足此类题材倒是个珍贵的担当,不过如果要正式出版还有许多顾虑。于是,这事就被搁在了案头。晓绒可能也是听我说过此类打算,便牢牢地记住了这个话题。

  一般情况下,八个月内要求缴一部质量上乘的长篇,这几乎是天方夜谭。做为一个对自己和读者多少有点负责精神的作者,可能都不敢揽这样的活路的。要知道,一部《半阁城》,从初版到再版,花费了老牛整整十一个年头里的每一个夜晚呢。不过,有多年存在心头的腹稿做底垫,加上电脑敲字修改,对精力还算旺盛的牛爷却算不上是个体力活。何况,只要涉及“村庄”这两个字的东西,对一个农民的儿子来说,似乎冥冥之中就有点责无旁贷的使命感在脑子里暗暗作祟。

  可是,接下来几个月持续亢奋的创作状态,晨昏颠倒突击初稿的副产品是我那老胃病被整犯了。况且,面对家有小孩那种嘈杂环境,白天只能修改夜里写好的前章。可是,只要让好事的小孙孙看见爷爷在客厅不理他在那儿玩电脑,就开始用我们爷孙相通的音调闹着让我抱着他到楼下去溜达一番。以至于才九个月大的小家伙学会的动手能力,第一个就是到了电梯门口咿呀乱喊地争着给爷爷摁那个红红的按钮。就着这样的创作环境,经过一百二十多个彻夜打熬,初稿终于脱手。

  此间,写小说的缜密细致和领孩子的粗心大意曾发生过尖锐的冲突。有一次牛嫂要做饭,把正在睡午觉的小人儿口头移交给起床后修改草稿的牛爷。谁知道,这小子不知几时醒来四处乱爬掉到床下的一排垫子上了。当时,他可能四顾无人为此壮举喝彩,也没心思哭闹,自主地扶着墙钻到门后自顾玩乐起来。

  且说,对牛爷领娃一贯不信任的牛嫂,趁炒菜那点空瞄了一下孙子,陡然发现床上的小人不翼而飞,大大地惊叫了一声。这一叫,可吓坏了尚在忘我境界中的牛爷,立即胡乱断定孙子绝对让贼从窗户偷走了……虽是一场虚惊,却也是一个教训。发生这场事故之后,牛爷被一群家长开会勒令——看孩子不准写东西,领娃就好好领,即使是“外”爷也不是可以应付差事的正当理由!

  不过,领娃根本影响不了我的创作。出生在村庄里的老牛,肚子里收罗的村庄的故事,一般在夜里就会生动起来。即使在白天领着孙孙趴在草地上看蚂蚁搬家,脑子里依然在演绎夜间的连续剧。“他们”并不因为敝人在火锅店里大快朵颐,而褪下他们身上的土布长衫。闹得老牛捞着红油火锅里那些烫好的黄喉、牛肚,嚼在嘴里还以为在“圪崂村”和乡亲们吃着涩口的苞谷糁子。

  嗟夫,能顺利完成这本书稿,还真得感谢生养老牛的那片沟沟坡坡,更得感谢那穷苦的日月。孩提时代的村庄,连个收音机都很少见过,清早上学去也是听着公鸡打鸣,时常半夜三更就赶到了学校。天黑后又没自习作业,我们只能坐在月光下听老人们谝“古今”,打发着少年那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求。于是乎,我的小脑袋那时就堆满了许多故事,也牢牢记住了村上每一个有故事的男人。八岁上,我就知道全村几条大巷谁家挨着谁家、家里住几户、那个男人是入赘、谁家是分地主的厢房搬去的、谁才是那院子的主人等等那些小孩根本就不会关心的事情。

  最有说叨的是,村上有个老地主,活了八十三岁,弥留之际却是呼着佛号、自己坐在禅凳上离世的。此人和我一个“天”字辈分,却比我早生了近百年。敝人出生那阵,老汉已经死去三十年了。据老人们说,此人生前做过甘肃省财政厅参事,民间职务一直担任陕西商会会长。其子是村上两个民国清华大学士之一,曾担任甘肃省财厅厅长。父子俩在兰州经商,还做过黄河提灌的事情。村上的那所小学,正是这个人集资盖的。在旧社会,村上这所有花园的“南学”,曾接纳过方圆大小七个村庄的子弟上学。“文革”中,里边种的樱花和焦骨牡丹,才被比我们大的同学当做“封资修”的附属物铲掉的。当时,我已经八九岁了,其有悖常理的大人小孩集体发疯的情节,倒是记得非常清楚。后来,村上的“造反派”敲着锣鼓从这个人家孙辈居住的房内阁楼里,还搜出过大小四十多尊鎏金铜佛以及一些古老字画。当时就烧了那些字画,佛爷打碎后换了一副十分气派的锣鼓。记得我捡拾了一个玉质画轴,献给老父亲做烟嘴,可上边一直没工具能钻个眼儿。为之,这个死去的老财东就被罪加一等,埋了近三十年的墓葬也让人揭了。那些在黄土里被埋了那么久的红木禅凳和木榻,放在大队部让支书坐了十多年依然完好无损。其中,在这个人的枋棺中“搜”出一串绿色的佛珠,被挂在“阶级斗争展览馆”那个大大的铜佛爷脖子上。记得上边有个很是精妙的檀香木珠子,贯通着四眼,对着太阳可以看见那么丁点空隙,居然雕刻着尊栩栩如生的金刚,脚下还踩着只老虎……

  不过,有关这个老财东的故事虽多,却没一件跟杀人放火沾边儿。即使在那个人们不愿提说的年代里,四邻八村谈起解放前死去的这个老汉,亦无人咬牙切齿。一个吃斋念佛的大善人,一直被划归为“阶级敌人”之列,倒是令广大贫下中农很是纠结过一段时日。

那阵子,村庄是公社里的一个生产大队。广大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中在旧社会经过商、依然还活着的人物,那就多了去了。不过,有两个“怪”人,却不能不隆重提说一下。

  在小孩的心目中,这两个大人之所以“怪”,一是因为两人说话口音很奇怪,二是两人都不会干生产队派遣的农活,只能派在林场栽树或替生产队看庄稼。这个谜团直到几年前敝人才从他们的儿孙辈口里得知,其中一个人打小跟着家族在新疆和田开客栈,几乎没咋在村庄呆过。公私合营那阵,老汉还有国家正式工作。六零年饿死了老婆孩子,失家的他才一路徒步回村投靠了当大队长的侄子。直到死去,他的那些当过一辈子“寄生虫”的往事,谁也不知其底细。另一个叫“谢文宇”的老汉,十多岁娶亲后留下新媳妇去的扬州,期间遭遇抗战和解放战争,一直无法回家。解放后叶老归根,比他年岁还大三岁的老婆那时已是年近五十的老太婆了。老夫老妻最终也没个孩子,是一个侄子过继给他们养老送终的。

  另外,还有一个老头更是不能不提说了。这个老汉,我应当叫他“八伯”。此人在兰州某供销单位七十二岁上才退休,大小好像是个股级干部,家庭成分确是个下中农。此人九十二岁去世前,每年夏天都回村来住一段时间。要说的是,这个老汉一辈子名正言顺地享有两个老婆。在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老牛却觉得,没把这个老家伙拉回村来、划归为恶霸地主让贫下中农狠狠批斗,简直是太便宜他了!

  且说,留在老家这个“八妈”,一辈子没孩子。解放初,政府曾动员其离婚改嫁,是她本人不干。依然守着她那半院房子,从一个中年妇女熬成了个老太婆。兰州那个“八妈”,育有一儿一女。女儿大些,外孙长大后还成了解放军一名空军飞行员。儿子小点,后来做了甘肃省的手工业管理局局长,我们多次见过面的。有趣的是,这两个老太太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还回到村庄同在一个屋檐下住过十多二十天。

  说到这位祠堂户下的远房八伯,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那更是离谱得出奇。记得是九三年夏季,已经是少校的老牛探亲回家,碰见老爷子大夏天升着个火炉子熬茶,居然当着我的面悠闲地烙着吸鸦片膏!在部队也曾听说陇东贩毒的人多,亲眼目睹有人现场“操作”这玩意儿,还真让人很是惊悸。那段时间,村上农活已经很少使用人力,我大段的时间都在和老爷子谝他年轻时的事情。原来,此人卖了一辈子壮丁,最后把自己卖成了胡宗南的手枪营长。后来,他们在进攻延安被八路军打散了,他掂了两把手枪跑到山西那边做了船夫。那时候,他既不敢回村,也不能在陕西地面混,只好改了名字去兰州做了生意。好在他这个人嘴很严实,历经“镇反”、“三反五反”,一直经历过十年“文革”,他的这些事情村人居然一无所知。我开着玩笑说,他应当早早把这些给组织说清楚才对,他笑嘻嘻地回了一句:“我那绝对是没事给自己找死!”

  陪着老爷子回村的长孙,见了我这上辈当然得叫叔。一日夜晚,在我家院子逮到一条足有十斤重的大蛇,他坚持要煮着喝酒,为此,这小子酒后倒是不慎说漏了嘴。告诉我说,老爷子绝对有“故事”。八十年代曾有一次病危,一把掏出一小包裹黄金钻戒和玉石玛瑙,让守在病榻前的儿孙每人自己挑一个。这件事情,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大院还真闹出过不小的震动。可惜,那个时候再也没人闹阶级斗争了。

  提说到这个话题,我又想到了我的父亲。老爷子年轻时担山货赶集,大小也是个生意人。不过,开始给财东家熬活那阵,他就学会开糟锅酿酒、割大烟熬土、站柜打算盘。这些被他老人家参与过的此类经商活动,一概都被他说成“学相公”的往事,让我们当时听了觉得“旧社会”那是相当的遥远。现在说来,新旧社会并不是相隔着的两重天。村庄的故事,也并没有因新旧政权的交替被隔断。老爷子使用过的铁车,入社后生产队一直在用。到了七五年我十七岁担任小队会计那阵,我们四队有了那架全村七个生产队仅有的胶皮大车,那些铁轱辘大车才陆续退出了历史舞台。

  旧社会,合阳在外经商的人并不多。走进大点的村庄,那些高门大户却无一不是亦农亦商才成了当地财东大户的。在生产力十分低下的农耕社会里,靠着一百亩地永远也成不了大户。到了朝邑、渭南一带,那些住在村里的大商贾,清末一次给官府“剿匪”的捐资动辄几百万两,可见其底垫有多么雄厚。那么,这些曾经恢弘一时的“西商”统领最终都去了哪里?大荔八鱼那些清代大墓的地面之上,为啥没有富丽堂皇的大村镇?甚至,埋在地下那些张王李赵,不过百年时间却得让史学家去替他们寻找在世子孙,还真是个怪事!如果我们亲耳聆听过这些故事的人不主动记录,让下一辈去臆想曾经的村庄,显然就会走样。于是说,我们这个眼前世界,还应当留些作家给大伙写写小说。

  小说这个文学门类,绝不能全面地图解社会和天象,更不能让其具有“反”什么的功能,永远不可能。不过,她却能告诉读者,我们身边曾经“天藏”着的一些真实故事。人类的历史,不独是书本上那点指东道西的记载。她是一些似曾相识的前辈故事,一路浸淫在我们脚下这片黄土里的劳动汗珠。昨天不敢言说的事,今天或许仍得三缄其口;总有一天,这些根本无需躲躲闪闪百般遮掩的人类故事被某个疯子一语道破,其实也激发不了异常的社会灾难。

  明清时期曾经称霸华夏的“西商”,事实上是一群大地主演绎的故事。它的产生和消亡,跟社会矛盾的冲撞爆发以及陕西这块土地的繁荣和凋蔽很有关联。唐宋以降,政治重心东移,并没有带走长安这座十六朝古都以及周边的“市郊”居民。它一直处于农耕和游牧缓冲地带的位置,以及面对西部辽阔的欧亚大陆市场,西商应运而生应当是天意。当年,长安的丝路花雨不独给西亚和欧洲带去了瓷器、茶叶和丝绸,也带回来了胡琴、西瓜和石榴。被我们至今热爱着的诗人李白先生,说破天去,也拉扯不成个“汉族”爷们。这厮一生带着佩剑和酒葫芦四处晃荡,哪有一丝中原人“父母在,不远游”的做派?再说,那些络绎不绝的西域商人留住长安四周,曾为华夏大家庭造就了一个人口众多的回族呢。陕西这个藏龙卧虎的西部桥头埠,那个时候不出这一波又一波的大商贾才是怪事呢。出了,独领风骚数百年而突然销声匿迹,却一点都不奇怪。

  社会战乱,让八百里秦川这片曾经的“天府之国”多次沐浴兵火。一些事情被书本记载了,大部却逸散在光阴的碎影里,而且还在一天天在消失。今天,山西留存的乔家大院、常家大院,以及《天藏》这本拙作所依托的背景村庄——韩城“党家村”,并不能代表那些曾经的北方村落的阔绰。陕西朝邑八鱼乡的地宫墓穴,其门楣比地面上今天活人使用的包铜大门还要高大,其照壁看墙的石雕工艺,能被收做当今高校美术资料告诉我们,每一场战乱,人类付出的不但是鲜活的生命,而且被摧毁的是几百年的文化积淀和物质文明!

在西安新建的曲江池畔,那些从关中道农户收集来的石狮门墩、上马石、拴马桩,无一不是元明遗物。弱弱地问一句,三尺直径的精雕石柱墩,需要多么粗的柱子放上去才可匹配?可惜,后来的我们,只能靠臆想去描绘一百多年前关中道各个村头那曾经嵯峨恢弘的大戏楼、大庙宇、大祠堂了……

  今天看来,清末那场被人为讴歌的“农民起义”,事实上是朝廷一手策划挑拨起来的一场国民大仇杀。当时,这些曾经十分富足的西商能做的事情,就是将大量的钱财运回故土用之组建民团、资助朝廷军队,以此来保护自己的庄园。结果,朝廷的军队最终也没能靠得住,他们同时亦失去了宝贵的流通资金和赖以栖身的村庄。苦苦挨到后来所谓的“光绪中兴”,这些人再也无力跻身商界去拼搏了。至今,渭河两岸民国年间新盖的房子,在老村保护比较完整的澄城、合阳、韩城人的眼里,简陋得几近不堪入目;这跟他们的祖爷留下的高门大院被火焚后片瓦无存的遭遇有无关联呢?他们对待精美的建筑,已经没了兴趣。

  当然,西商毕竟是农商起家的中国商贾。其因循守旧的儒商思路,在某种意义上也遏制了自身发展。他们挣来的钱,大多用于购买土地,以租养商。或修盖庄园,封妻荫子,把有限的资本投入到了享乐和亦步亦趋的“保本”上,市场经营缺乏宏达的远瞻投资。即使到了近代,面对西方工业品的冲击,依然固步自封,以至于在机器轰鸣面前,束手无策,坐失良机。还有,家族式的传承管理,不能造就和培养经营英才。一些被东家聘用的“西家”,并不参与资本决策,只负责商业运营。加上不断分割财产的“兄弟分家”,使得宝贵的集中经营,人为地变成支离破碎单打独斗。亦是其寿终正寝的原因之一。

  每日里衔接着这些村庄往事,思绪也随之回到了生我养我的故乡。闹得老牛的脑子里一会儿闪现出村头城门刻石的“咸丰”字样,一会儿又徜徉在云贵高原的茶马古道;替村老们搜寻着他们曾经遗留的足迹,回想着更为遥远的故事……于是,闹得敝人说话也活像回到了大清。以至闹出这些文字,不知逸散在大江南北、海内海外、异国他乡那些“陕西村”的父老兄弟,看到这篇啜文可否还能懂得来自故土的这一口地道的乡音?

  用文学叙事,眼下已经相当不吃香了。面对着每日清晨窗前的鸟鸣,敝人不独想到了“作家”这一职业自身的安危,亦担心和我们一起固守文学的那些读者们一天天老去。眼下,北方的阡陌上空的高压电线,业已站满羽毛华丽的小鹦鹉。本土的麻雀它们,看见那些花枝招展的同类,究竟有着怎样的羞涩?我曾臆想,如果有一天,让儿孙们看看麻雀还得去动物园买票,眼前这个世界肯定就再也不需要作家了。好在,我们这个民族是善忘的民族。对一些事情的忘却,比始终记着要令人轻省得多。

  守望,不独是等待收割的农人。还有日坐愁城的古板文人、以及一排队伍稀疏的老套读者,活像傻瓜一般望着空中这对儿叫做“文”“学”的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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